股票杠杆配资复旦博士拒做伪官，却为杀百万同胞的战犯辩护，死后无人送葬

曾经，他是上海滩令人敬仰的名律师江一平。他出身于余杭的律师世家，自幼耳濡目染，浸润于法律条文之中。凭借圣约翰大学的扎实英语功底，复旦大学赋予他的深厚文学素养，以及东吴大学精湛的法学专业训练，三重光环加身，在那个年代的法律界，江一平的名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。更令人艳羡的是，他还迎娶了上海总商会大佬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股票杠杆配资，这段婚姻直接将他推入了上海滩的权力中心。

抗战爆发前，他为爱国学生慷慨陈词，免费辩护，更不畏风险地推动了中国首例女权案件，声名鹊起。1937年，日军铁蹄践踏上海，汪伪政府抛出司法部部长的诱人高位，他断然拒绝，毅然举家迁往重庆，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，并兼任复旦大学副校长。

然而，抗战胜利后，江一平却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——他接受委托，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侵华日军元凶冈村宁次进行无罪辩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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冈村宁次，这个名字背后是累累罪行。一二八事变，济南惨案，臭名昭著的“三光政策”，华北百万百姓的冤魂，武汉会战，桂柳会战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按理说，这样的甲级战犯，理应被送上国际法庭，接受正义的审判。

然而，内战正酣的蒋介石政府，看中的却是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和日军残余的武器装备，意图借此对抗共产党。于是，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拉开了帷幕。国民政府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，为冈村宁次进行无罪辩护，将审判变成一场掩人耳目的过场。

面对国民政府高官开出的诱人条件——巨额报酬，高官厚禄，以及战后的政治资本，江一平动摇了。据说，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，甚至包括家人的安危。也有人认为，他最终屈服于权力和金钱的诱惑。

无论真相如何，1948年8月23日，上海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冈村宁次。江一平身着笔挺的西装，出现在辩护席上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炸弹，全场哗然。

当检察官慷慨激昂地列举冈村宁次的罪行时，旁听席上上千人义愤填膺，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。而江一平却在法庭上大放厥词，声称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曾给农民发放棉布，打击奸商，做了许多“爱民”之事。此言一出，如同火上浇油，汉奸、卖国贼的骂声响彻法庭，法警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。他甚至引用国民政府准备的证据，将侵略美化成维持秩序，将抢劫粉饰为善政，对三光政策和大屠杀等罪行只字不提。

1949年1月26日，第二次开庭审判，江一平和另一位辩护律师杨鹏双双缺席。审判长石美瑜本欲判处冈村宁次死刑，却遭到汤恩伯的直接施压，最终只能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。随后，冈村宁次被秘密送往日本，逍遥法外。

这场荒唐的审判，甚至连判决书上都缺少了审判长石美瑜的签名。判决结果一经公布，舆论哗然，江一平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。昔日的学生在街头巷尾对他指指点点，破口大骂，同行纷纷与他划清界限，报纸上充斥着对他的口诛笔伐。他的父亲被他的行为气得中风住院，临终前仍然不肯原谅他。妻子虞澹涵带着孩子离开了家，从此与他断绝了联系。曾经门庭若市的律师事务所变得冷冷清清，甚至有人半夜砸他家的玻璃。

1949年4月，上海解放前夕，江一平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，梦想着国民政府承诺的高官厚禄。然而，等待他的却是残酷的现实。他短暂地担任过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，但很快便因舆论压力被解职，此后更是被剥夺了所有职务，失去了生活保障。

在台湾的二十多年里，江一平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。昔日的朋友对他敬而远之，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他。1961年，冈村宁次专程前往台北拜访他，感谢他当年的辩护。消息传开后，愤怒的人群在他家门口高喊“汉奸滚蛋”，甚至有人向他家门口泼脏水。他只能租住在台北一间破旧的房屋里，靠典当西装、怀表等物品勉强度日。邻居们知道他的身份后，对他冷眼相待，他只能孤独地生活，鲜少与人交流。

他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，从未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过。1966年9月2日，冈村宁次在东京病逝，享年八十二岁。五年后，1971年10月15日，七十三岁的江一平在台北那间破屋里与世长辞，直到几天后才被房东发现。

只有一个旧友为他料理了后事，没有葬礼，没有悼念，甚至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。这位曾经为爱国学生挺身而出，拒绝日伪政府高官厚禄，推动中国女权运动的上海名律师，最终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发布于：江西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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